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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赔偿案例

2011-09-26
[基本案情] 原告谢某某(女)与被告丁某某原是夫妻,两人于1988年结婚,1999年生育女儿丁某(现已独立生活)。嗣后,双方在共同生活中相互缺乏关心体谅,加之男方怀疑女方与他人往来关系不正常,由此双方常因家庭琐事发生纠纷。自2007年起,男方便离家与女青年刘某租房同居生活,与女方分居分食至今,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原告于2010年3月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被告赔偿人民币200000元。
裁判要旨]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双方自1988年6月结婚后,婚初感情尚好,并育有一女,但由于双方缺乏相互信任,以致影响了夫妻感情。此后男方更是不忠实于夫妻感情,离家在外与她人租房同居生活,与女方分居分食达3年之久,直接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原告谢某某和被告丁某某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在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下,依法进行了分割。对于女方提出的要求男方损害赔偿的问题,因男方系有配偶而与她人同居,违反了《婚姻法》的禁止性规定,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故予以支持,判决被告丁某某赔偿原告谢某某人民币100000元,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理评析] 关于新《婚姻法》中体现的某些价值取向,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思考,以期新法在其贯彻实施中更优地实现其价值及倡导作用。本文拟就离婚案件中怎样适用过错损害赔偿作一初步探讨。
一、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给婚姻下定义。一般认为,婚姻是存在于特定男女之间的一种人身关系。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我国婚姻法关于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规定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以及《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
  二、关于婚姻的性质及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定性
  关于婚姻性质的学说主要有“契约说”和“制度说”两种。“契约说”认为,“独立的意思主体,立于平等地位,由当事人自由意志而意思合致,即发生约束婚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契约说偏重当事人之间的评价而忽略了其社会评价的功能和意义,因而很快就被“制度说”代替。“制度说”兴起于二十世纪,带有浓厚的现代气息,从而也更容易体现婚姻的本质属性。在制度说的观点下,“婚姻虽由当事人自由意思,即因合意所缔结,但在实体法上之婚姻内容,则不问当事人效果意思如何,已依人伦秩序这一客观的规范原理有所一定者”。婚姻不仅仅是配偶双方之间的“契约”,它更是一种社会制度,承载着维系社会伦理秩序的功能。在配偶一方因过错侵害了另一方的权利时,也就连带着侵犯了婚姻制度的社会功能,理应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制裁,而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违约”问题了。由此可见,将离婚损害赔偿视为侵权责任较之违约责任更显合理,同时,由于离婚损害赔偿主要是精神损害赔偿,而我国立法对违约责任一般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违约责任的突出特点表现在补偿性上,一般不具有惩罚性。由此若视为违约责任则无法形成对游戏婚姻者的惩戒或者说预警作用,难以维系婚姻、家庭乃至社会的稳定,这也是与《婚姻法》的立法初衷相违背的。
  导致离婚的侵权行为,主要是配偶一方对另一方配偶权的侵犯。关于“配偶权”,《婚姻法》虽未明确界定,但从其就夫妻间义务的强制性规定可以看出,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婚姻法》可以说已经从另一方面承认了该种权利。这种损害的结果是一种间接的结果,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配偶权,造成的直接损害结果,是配偶身份利益的损害。这是因为,姻亲的身份权,是基于结婚行为而取得的。联姻双方因结婚行为而互为配偶,但若其中一方重婚或长期与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等,必然对另一方之配偶权造成了严重的侵犯,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侵犯配偶权行为必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1、配偶一方实施了《婚姻法》规定的四种违法行为之一种或多种,即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致使配偶一方享有的配偶身份利益受到损害而违反配偶权保护法律的行为。其中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属于单独侵权行为,由侵权一方单独承担责任;另外两项则属于共同侵权行为,由于共同侵权行为涉及第三者的侵权及过错承担问题,各国立法不尽一致。我国法律对此未作规定,应当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第三者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必须有损害的事实发生。因配偶一方或其与第三者之间的违法行为,致使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另一方因此难免遭受社会的压力和生活等方面的压力,其身份利益因此受到了损害。身份利益的损害包函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内容。对物质利益的损害包含对夫妻共有财产请求权、家庭生活费用请求权等,也有国家立法将期待权包含其中的,所谓期待权,即继承权、保险受益权等。由于期待权是否实现的不确定性,我国立法未予承认。精神损害是指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包括精神利益的损害和精神痛苦。对于精神利益的损害,由于《婚姻法》对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限制过窄,并非包括侵犯配偶人格权的情形,并且侵犯配偶人格权与侵犯配偶权亦存在一定的区别,不宜混同,故本文不再涉及。而对于精神痛苦的损害,主要是指受害人在心理上产生的不良心态诸如恐惧、不安、焦虑、绝望、悲伤等,这种不良心态本身就是受害人所遭致的精神伤害,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但精神损害赔偿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多争议。首先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第一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主要适用于侵犯人格权的赔偿,这使得离婚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缺乏可操作的规范;其次,精神损害赔偿本身就是一新生事物,其实行时间尚短,缺乏足够的经验和标准,要真正做到精确适用困难重重。所以,在最高人民法院于此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之前,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应参照此解释第十条予以斟酌确定。
  3、侵害配偶权的违法行为与配偶身份利益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如重婚等四种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由此可见,这里的“因果关系”,即是“因为”侵权行为“导致”离婚这一关系,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造成无过错方精神损害的直接原因。未导致离婚则损害赔偿无从谈起。
4、须配偶一方有主观过错,即侵害配偶权的故意。《婚姻法》同时要求另一方“无过错”方可请求赔偿,关于这一点,当另一方并非完全无过错,而只有一点“小过失”的情况下,是否适用损害赔偿的问题存有争议。对此应作宽泛的解释。因为侵犯人格权之精神损害赔偿不以另一方无过失为要件,则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亦不应以其无过错为原则,对此,台湾地区《民法典》的作法值得借鉴。即于双方之过错,在相对等额范围内予以互抵,这就可以使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一方只要求实施上述四种行为,即使存在部分过错,亦得请求损害赔偿,以免使立法失之过苛,难以达到保护弱势一方的目的。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产生的基础
  1、从社会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个人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婚姻已成为个人意思自主的产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婚姻的质量。当种种因素导致生活质量不高时,个人便会试图去冲破婚姻的束缚,去追求婚姻外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选择离婚,但婚姻涉及许多方面的复杂社会关系,离婚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当体制内无法解决这种矛盾时,人们开始寻找某些体制外的解决方法,这样,“包二奶”、“婚外恋”便逐渐脱离了新闻的范畴。于是,种种家庭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在这种舆论推动下,离婚赔偿制度应运而生。
2、从立法的价值取向方面。第一,《婚姻法》对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采用了列举主义的立法模式,并且没有规定兜底条款,显然表明了立法者对于所列举的四种尤其是重婚、“包二奶”等行为予以严惩的态度,时下,年轻女性“傍大款”已屡见不鲜,追求“一步到位”亦成为她们的“时尚”理想。正是这种“一步到位”的思想,导演了一幕幕家庭悲剧,“包二奶”者的肆无忌惮,使这种悲剧愈演愈烈。如何扼制这种行为,确已迫在眉睫。第二,在2002年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弱势群体”这一概念,并表示将给予弱势群体特殊的就业援助,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在离婚这一行为发生之前后,女方无疑是属于弱势群体的。显而易见,一方面,许多妻子往往放弃了个人的努力来养育子女,承担家务,以自己的方式对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进行了投资,因此丈夫能获得今日的成功和地位,也往往有妻子的功劳。但在离婚时,这些一般都不作为财产分割,而且在技术上确也难以分割。在无过错离婚主义条件下,只要双方感情破裂,即使配偶一方完全无辜,法律仍可背其意愿强制离婚,这实际上也就成了对妻子的一种掠夺。另一方面,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和某些社会偏见,离婚后的女性往往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和真心的伴侣,其生活很容易陷入困境,加之女性天生的母性,往往以放弃财产为代价取得孩子的抚养权,这是很不公平的,同时也更加重了女性的生活负担,严重影响其离婚后的生活、工作质量。因此,有条件地给予受害方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能起到补偿的作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慰抚作用,也有利于受害方开始新的生活,对维护社会稳定有积极的意义,这正是立法者要在《婚姻法》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和立法初衷。
 在本案中,争议的焦点在于精神损害赔偿是否成立,若成立应赔付多少的问题。前一个问题上文已作出回答,男方违反婚姻法禁止性规定,导致离婚,应负赔偿责任。至于赔偿金的数额,由于目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达成共识,笔者认为,诸如“婚外恋”、“包二奶”等行为通常是在个人经济能力增强条件下的一种欲望的膨胀,行为人既然敢于挑战现有的婚姻制度,那么他就应该就此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者说成本,故对其所应赔付的金额应在合理范围内适当偏高,以体现法律的震慑力和引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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